第三次環保風暴已經開始。1月10日國家環保總局的通報顯示，2006年國務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%、污染物排放降低2%的目標并沒有實現，2006年環保業績依然不及格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稱，這是由于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，固定資產投資過高、很大一部分是高污染行業造成的。環保風暴進行到第三年，很明顯出現了疲軟勢頭，這自然讓關注環保的民眾感受到一絲悲涼。究其原因，筆者以為環保風暴疲軟是“行政賦權”的先天缺陷所致。
　　去年2月，國務院發布的《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》中，賦予了環保部門更加強大的行政權力。即所謂環境評價權、停產治理權、目標考核和責任追究權三大撒手锏。圍繞環保部門的行政權力充實，《決定》中又打造了更加深入的行政管理制度，將環保責任用科學數據量化，與政績考核掛鉤，讓地方最高領導成為當地環境保護的第一責任人。這曾經被輿論視作為中央賜予環保風暴的尚方寶劍。
　　行政賦權的要點在于，作為一個典型的行政主管部門，環保部門要完成中央交予的責任與使命，必須擁有足夠的行政賦權，方能在面對其他行政部門的不作為或亂作為時，行使具有真正威懾力和執行力的責任追究。也因此，屢屢有將環保部門行政級別升級、環保總局到地方環保部門垂直管理的提議。力圖在現實的政治框架內，讓環保部門承擔起獨立于盤根錯節的“邊污染、邊發展”的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紐帶之外，徹底貫徹中央長治意圖的重任。
　　但這也暴露出行政賦權的缺陷，行政賦權總是在發覺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有虛化趨勢，監督權力不夠用、不管用的情勢下，試圖建立更強悍的權力管理舉措來以權制權。但權力的過分集中與無限擴大，又會產生“誰來監督監督者”的悖論。即使監督者完美無暇，由于從上至下行政管理模式的先天制約，上級考核部門對下級責任部門總存在信息不對稱，很難洞悉隱藏于復雜局面中的微小細節，形成被動局面。
　　因此，破除治污困境，首先應是法律賦權的伸張。環境立法的強化、法規的完備是法律賦權的第一步。更緊要的問題是，法律不應淪為一紙空文，除了全國人大、國務院的法律法規建設上層建筑外，恐怕還應讓公眾由單純被動的旁觀群體，轉變為積極參與的執行主體，形成法律與民眾的良性互動。
　　更關鍵的因素還需從改變經濟發展結構入手，從市場上逐步淘汰那些小亂差企業；從改變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入手，不再以GDP論官員；從法治入手，對縱容環境污染的地方官員予以黨紀國法的嚴厲懲處。
　　如此三管齊下，公眾才不會總把眼光停留在環保風暴上。